来源：金融时报客户端
1月16日，人造人间奇凯达人民银行公布了2019年金融统计数据、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并召开了数据解读发布会。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周学东、货币政策司大大孙国峰、调查统计司大大阮健弘、金融市场司大大邹澜出席发布会并回答了媒体关心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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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
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98.65万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个和0.6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M1）余额57.6万亿元，同比增长4.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9个和2.9个百分点；
流通中货币（M0）余额7.72万亿元，同比增长5.4%。全年净投放现金3981亿元。
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6.81万亿元，同比多增6439亿元。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5.36万亿元，同比多增1.96万亿元。
2019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51.3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5.58万亿元，比上年多3.08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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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上海证券报三大因素推动M2企稳回升
2019年末，M2同比增长8.7%，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分别高了0.5和0.6个百分点，增速有所回升。阮健弘表示，这是人民银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明显体现的结果。
2019年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管理部门，适时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皮特老爹大战公鸡在丰富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资金来源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适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升了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能力，推动了M2增速的企稳回升。从数据上看，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银行贷款保持较快的增长。2019年末人民币贷款增速12.3%，保持在较高水平。
二是银行的债券投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2019年银行的债券投资同比增长15.6%，比上年同期高2.3个百分点，较好地支持了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的发行。
三是商业银行以股权投资的形式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融出资金规模的降幅收窄。2019年末下降了6.4%，比上年同期即2018年末的9.8%收窄了3.4个百分点。
阮健弘指出，
目前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合理充裕，2019年末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是2.4%，比上月末高0.7个百分点，货币的派生能力比较强，货币乘数处于6.13的较高水平。
“金融数据整体向好，结构在优化，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企稳回升。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增速持续加快，整个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阮健弘说，2019年资管新规配套的制度体系逐渐完善，俏模牌轻靓减肥胶囊金融机构资管业务得到平稳有序整改、转型升级。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协调配合，突出了逆周期调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也有所提高。可以说当前的金融体系更加健康，流动性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渠道更加通畅。
“两增一减”拉动社融多增
2019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5.58万亿元，比上年多3.08万亿元。
阮健弘表示，这显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从结构上来看，贷款和债券多增，表外融资是少减，这是社会融资规模多增的主要原因。
2019年全年，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6.88万亿元，比上年多增1.21万亿元。2019年企业债净融资是3.24万亿元，比上年多6098亿元。从占比看，企业债的融资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是12.7%，比上年高1个百分点。
表外融资方面，2019年表外融资降幅缩小。委托贷款减少9396亿元，同比少减6666亿元；信托贷款减少3467亿元，同比少减3508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4757亿元，同比少减1586亿元。
周学东表示，3366厨房连连看“两增一减”是与治理影子银行有关系的。2019年表外融资三项少减了1.18万亿元，而2018年减少了4.2万亿元。这显示资管新规实施以来，压缩影子银行规模在循序渐进地推进。
目前我国法定准备金率处于适度水平
今年1月1日央行宣布降准之后，目前金融机构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9.9%。孙国峰表示，从国际、国内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的法定准备金率处于适度的水平。
具体来看，我国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形成了“三档两优”框架。大银行是12.5%，中型银行是10.5%，服务县域的小型银行、农村金融机构是7%。在这基础上还有两类优惠，对第1档、第2档有普惠金融的定向降准的优惠。对于第3档小型银行，如果符合一定比例用于当地的要求，可以在7%的基础上再降一个百分点，实际上大多数服务县域的农村金融机构都会符合这个优惠的条件，所以实际上这部分小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目前是6%。
孙国峰指出，
从国际比较来看，目前国际上发达经济体法定准备金率比较低，但超额准备金率比较高。所以从总的准备金率比较来看，我国的水平也是比较低的。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准备金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神秘少林寺之玉龙杖传说准备金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维护金融稳定、抵御金融风险。所以在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背景下，维持一定的准备金率水平是必要的。
“从国际、国内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的法定准备金率处于适度的水平。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也存在一定的空间，当然这个空间是有限的。”孙国峰说。
中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提振全球市场信心 外汇市场已作出正面反应
关于人民币汇率，去年8月份人民币汇率贬值破7以后，又在去年11月、12月两次反向破7，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去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率已经达到4%左右。孙国峰表示，这个水平和国际主要货币波动率水平基本相当，发挥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也增强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最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市场认为受到包括中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的影响。孙国峰表示，中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有利于中国、美国和世界，对全球市场信心都有明显的提振，外汇市场以及其他金融市场已经做出了正面的反应。后续正面提振作用还会延续，有待进一步观察。
利率传导效率在提升
去年央行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启动LPR改革，目的是疏通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提升传导效率。孙国峰指出，去年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通过LPR改革，打破贷款市场利率隐性下行的效果非常明显。去年12月份，新发放贷款中利率低于原来的贷款基准利率0.9倍，占比已达到超过16%，也带动了整个贷款实际利率水平的下降。
去年12月份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为5.74%，是2017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比2018年高点下降了0.55个百分点。自去年8月份LPR改革启动以后，新发放的一般贷款的平均利率下降0.36个百分点，而2019年底一年期LPR较改革前下降了16个基点。孙国峰指出，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下降幅度比LPR下降幅度要大，说明利率传导效率在提升。
自LPR改革后，贷款基准利率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至于所谓“降息”问题，孙国峰表示，
重点要看贷款实际利率水平，这个水平是明显下降的，特别是其中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去年前11个月，5家大型银行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平均4.73%，比2018年平均水平下降0.7个百分点。
目前LPR与MLF利率相关，实际贷款利率与MLF之间存在两层加点。目前MLF操作已经常态化，基本上在每月月中进行。关于MLF利率水平，孙国峰表示，MLF利率由金融机构投标决定，取决于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和市场的供求因素变化。
孙国峰同时表示，存款的基准利率还将长期保留，作为我国利率体系压舱石的作用还要发挥。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务院的部署，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物价、基本面的情况，适时适度进行调整。
加大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信用贷款支持力度
2019年小微企业贷款呈现“量增、价降、面扩”态势。截至去年末，普惠小微贷款支持2704万户小微经营主体，同比增长26.4%；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户均贷款余额161万元，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户均余额31万元，小微贷款普惠性进一步提升。
“今年，我们对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信用贷等一系列指标都会予以关注。”
具体措施上，邹澜说，
一是推动商业银行转变经营理念。严格控制房地产在新增信贷资源中的占比，实施信贷资源增量优化和存量调整，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信贷投放。引导商业银行按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切实转变经营思想，调整经营策略，培养经营能力，把经营重心和信贷资源更多投放在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领域。
二是进一步强化组织体系建设。继续推进大中型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事业部的建设，落实综合服务、统计核算、风险管理、资源配置、考核评价等“五专机制”的要求，发挥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贴近小微企业的优势，推动金融服务转向基层社区和乡村延伸，鼓励设立小微支行、社区支行等专营服务机构。
三是继续运用科技赋能提高服务能力。鼓励金融机构加大金融科技投入，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风险定价和管控模型，改造信贷审批发放流程，提高客户识别和信贷投放能力。加强网上银行、移动客户端等开发运用，为小微企业提供开户、支付、融资等高效便捷的一站式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汇总分析小微企业行内信用信息，挖掘本行大企业客户供应链上的小微企业客户，加大首贷、续贷、信用贷款、应收账款融资支持。
四是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内部绩效考核激励机制，改革小微信贷业务条线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机制，优化一线信贷人员的绩效考核和收入关系，降低小微金融从业人员利润指标考核权重，增加小微客户服务情况的考核权重，提高对小微企业放贷的积极性。
社融指标完善 更好反映货币、财政政策对信用总量规模的影响
2019年12月起，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原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并为“政府债券”指标。指标数值为托管机构的托管面值。
社会融资规模自2011年公布指标以来，比较好的反应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这个指标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信用总量，另一部分权益类股票融资。信用指标中包括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债券，这些反映金融利用信用工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另外，股票融资，反映的是对实体经济的股权支持。
2015年以后，为了更好地评估债务对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的影响，国际清算银行完善了信用总量指标，把广义政府债券加入信用总量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建议，信用总量中可以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债券。
2018年以来，央行将资产支持证券、贷款核销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相继纳入了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范围。这个过程当中，央行对是否把全部债券都纳入社融做了充分的研究和专家论证。
阮健弘表示，
从国际经验、央行的统计实践、指标的稳定性方面来看，当前把全部的政府债券都纳入社会融资规模，条件已比较成熟。此次调整，也有利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个指标能够综合反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信用总量规模的影响，更好支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对于统计指标的稳定性，阮健弘谈到，把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以后，2019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251.31万亿元，其中政府债券余额是37.73万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比重是15%。完善后的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是10.7%，比完善前增速上要低0.1%。
阮健弘表示，未来人民银行可能还会适时完善指标，使金融统计指标更好反映金融活动的变化。
此次把国债和地方债加入社融指标，数据更加完整。周学东表示，“不管是国债、地方专项债，筹集的资金是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建设。而且，并不是说社融指标越高越好，合理即可。社融指标过高会推高全社会的杠杆水平，会带来通胀的隐忧。”
来源：金融时报客户端
记者：李国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