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2019年10月28日，叶锦添 流白远望号火箭运输船将长征五号遥三火箭集装箱卸至海南文昌清澜港。
亓 创摄（人民视觉）
新华社记者 肖 潇编制
中国“长征”火箭全家福。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供图
1999年11月20日，凌晨6时30分，一声惊雷响彻茫茫戈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并于次日凌晨成功返回。
自此，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载人飞船的国家。中国，正式进入载人航天时代。
从大地、海洋、天空，再到太空，人类每一次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都将为科技进步与社会变革提供动力。就像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依然还带有大航海时代的深刻烙印。中华儿女都明白，我们曾经错过了海洋，绝不能再错过宇宙。但立志容易成功难，壮志凌云的中国人转头回来就要面对冰冷的现实：中国载人航天底子薄、投入少、时间紧、无外援……
然而，奇迹之所以被称为奇迹，就是因为人们在诸多不利条件中，斧头帮杀戮凭借顽强的意志力，以少胜多、“逆天改命”。20年来，中国载人航天按照载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的三步走战略稳步推进，逐步从一个载人航天的后发国家，变成了毫无争议的世界航天强国。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没能浮出地表的“曙光号”
万事皆有因，中国的载人航天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就像国产大飞机有个鲜为人知的远祖——“运十”，如今家喻户晓的“神舟”载人飞船也曾有一个历史倒影——“曙光号”。
1970年4月，就在举国欢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上天之际，来自全国的航天专家齐聚北京京西宾馆，备受“两弹一星”鼓舞的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一鼓作气，趁热打铁，把中国的载人航天也搞出来。大家一致认为，“要在1973年把第一艘载人飞船送上天”。而这艘载人飞船也有个寄寓着满满期望的名字：“曙光一号”。
7月14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载人飞船计划。于是，在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不到3个月后，中国开始了载人飞船的研制和航天员选拔，代号“714工程”，变成女友的那一天由钱学森亲自挂帅。
然而理想热情之上，还有政治环境和经济基础的制约。载人飞船是个“烧钱大户”，它的上马引起了不少争议。据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军管会副主任的杨国宇回忆，当时有人就认为，与其搞飞船，不如把钱花在建水电、化肥厂更有实际效果。
左右权衡之下，最终中央认为，我们不与美苏开展太空竞赛，而应把力量集中到急用、实用的应用卫星上来。“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714”工程遂在1972年被暂停，航天员大队宣布解散。
谁知这一停，就是20年。锁进绝密文件柜里的“曙光号”，也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如同“初恋”般的记忆。
但“曙光”的余韵并未彻底消失。当时计划用来发射“曙光号”的火箭是“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其副总设计师叫王永志；而负责“曙光号”研制的飞船室主任，名叫戚发轫。20年后，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将在这两个“老曙光人”手里翻开全新的篇章。
是造宇宙飞船还是航天飞机？
“863”计划的出台，让沉寂多年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迎来了自己的解冻期。可刚一解冻，175sf.com中国载人航天就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中国的太空运载工具应该选择何种技术路线，是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
“飞机派”认为：航天飞机技术含量高，可以重复使用，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载人航天的起点应该高一些；“飞船派”则认为：飞船是探索太空最简单、最省钱、研制周期最短的工具，且中国返回式卫星回收技术已完全掌握，搞飞船，成功率更高。
可以说，这个问题是中国载人航天的“第一粒扣子”。对于这样一项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科技工程来说，技术路线选错了，后果不堪设想。争论持续了3年多，双方各执己见，谁也无法说服谁，“官司”一直打到了中南海。最终中央拍板：基于中国国情、经费投入、研制周期、安全风险等诸多因素，中国选择走载人飞船的路线。
后来的一系列事实也证明了当年这一决策的正确——
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全部退役。在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就失去了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能力，www.zzrsks.com.cn不得不依赖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每个宇航员的仓位费高达8100万美元。日本、欧洲的航天飞机也停留在纸面上，世界航天大国全部回到了飞船方案……
经过6年的详细论证，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批准了载人航天工程，代号“921”工程。同时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也被确定下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发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造空间站。其中，“神舟一号”争取在1999年完成发射。
同年，60岁的王永志和59岁的戚发轫，被分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与“神舟号”飞船总设计师。曾经“两弹一星”时代的青年才俊，又在“退休”之龄重新站上起跑线，让人在感慨岁月如梭的同时也愈发认识到，中国载人航天，不能再等了。
花最小的钱办最大的事
“我压力很大，脑子里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在人家的飞船上天几十年之后，我们做出一个飞船来还能振奋人心呢？”王永志说，“如果按苏联和美国的老路走，我们将永远落后于别人。”于是，以王永志为首的中国航天专家们决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必须在总体上体现中国特色，高起点、高效益、高质量、低成本，走跨越式发展之路。
这一点在选择“神州一号”飞船设计方案时最能体现。
“当时，美国人选的是两舱方案，苏联人是三舱方案，都有自己的道理，都上过天，都成功了。中国到底用两舱方案还是三舱方案？争论也是很大的。”戚发轫回忆道。最终，专家组以3：2的投票结果，决定用三舱方案。“但不是照抄苏联，我们把苏联的生活舱改成轨道舱留轨使用，把返回舱尺寸加大。我们认真地选择了一个符合中国情况的方案。”
这也正是中国飞船的独创之处：“神州”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执行完载人飞行任务后，还可以留有轨道舱在轨工作的载人飞船。
王永志说：“两三吨重的东西，把它推到8公里的速度，送上轨道，那是付出巨大代价的，不能随便把它烧了。”所以中国的每次载人飞船发射，相当于额外发射了一颗空间实验卫星+微型空间实验室，既能收集科学实验数据，也可以同下一艘飞船做空间交会对接试验。美苏做5次交会对接试验，需要发射10次，而中国只需6次，每次发射都要花几亿元，这样一来中国航天就节省了一大笔资金。
这就是“高效益、低成本”，这就是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这就是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之路。而这种把每一部分都利用到最大限度的风格，也在之后的中国载人航天项目中被延续下来。
从1999年的“神舟一号”到2016年的“神舟十一号”，没有任何两艘飞船的任务是重复的。一旦一个技术得到验证，就立即开始全力攻克下一个，绝不“浪费”。2011年发射升空的“天宫一号”本来设计的在轨寿命是两年，却超期服役到2016年，超计划开展的多项技术试验，直接使中国无需再发射“天宫三号”。
曾经有德国人问过戚发轫，中国人一年能实现发射两艘飞船，是有什么好办法？戚发轫开玩笑道：“第一，我们有保密规定，我不能告诉你；第二，就算我告诉你，你们德国人也做不到。”德国人不相信，凭什么德国人做不到？戚发轫说：“我知道你们星期一、星期五绝对不做精密的、重要的工作——星期五就在计划第二天怎么玩了，注意力不集中；星期一呢，心还沉浸在回忆中没收回来呢！而我们是白天干，晚上干，星期六干，星期天也干，过节过年还干！我们中国人凭什么干得又快又好？就凭这个精神！”
“如同运动员在起跑线上晚了一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比别人更大的步伐、更快的速度来追赶。”王永志说。
中国空间站2022年前后建成
随着2003年“神舟五号”的顺利发射和安全返回，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已经完成；随着2019年“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再入大气层，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也圆满完成。
与此同时，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队伍完成了新老交替。当年，中国载人航天人才断档，还要靠王永志、戚发轫两位“30后”支撑大局。但在之后中国载人航天大胆启用新人，以工程聚人才，以项目带人才，锻炼出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人才队伍。“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957年出生的周建平接过王永志手中的“帅印”，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而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和空间实验室系统总设计师，也都由“60后”科研人员担纲。中国载人航天队伍，风华正茂，生机盎然。
在谈到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中国空间站何时能建成时，周建平表示，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已全面展开，计划在2022年前后完成建造并开始运营，设计寿命10年，额定乘员3人。
鉴于目前的国际空间站，很可能在2024年退役。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空间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空间站。
虽然中国长期被美国排斥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之外，但这次中国并不打算“吃独食”。2018年，中国邀请联合国各成员国参加中国的空间站科学和应用研究计划。中国空间站将为项目申请方提供免费的上行发射和空间站运行机会，以及测控、回收等保障性服务支持，研发经费由项目申请方自行承担。
周建平说：“君子坦荡荡，我们不能因为过去人家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用同样的方式对他。探索太空和宇宙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政府一直秉持和平利用太空、合作开放共赢的宗旨，我们要本着这个原则追求自己的目标。”
空间站的发射离不开大推力火箭，肩负着这一任务的“长征五号”火箭，已于今年10月运抵海南南昌发射中心。我们翘首以盼天空中能尽早看到“胖五”的身影，也期待中国空间站能早日到来。
(责编：杨光宇、曹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