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莫桑比克射击法元宵夜张灯源于民间“开灯祈福”古俗。但史料载，至唐初，元宵节张灯才成为法定之事。
唐郑处诲笔记小说《明皇杂录》多次提到唐明皇李隆基操办元宵节晚会的盛况。其中“逸文”谓：“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斗罗大陆之轮回天瞳皆设蜡炬。连属不绝。”当时有个叫毛顺的大工匠，别出心裁地制造了一栋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的灯楼，“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铿锵成韵。”缘何如此，“乃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唐京城洛阳元宵夜是“共道春灯胜百花”，乡野的“山灯”也不逊色。李商隐曾感慨：“初烁空?{谷，t骨大佐漫若朝炬。忽惊狂烧卷风，扑缘一峰，如尘烘旆色，如波残鲸鬣，如霞?，如珊瑚露，如丹蛇虫?离，五十岚千秋如朱草丛丛，如芝之曲……”
如果说唐代元宵夜呈现了“千门开锁万灯明”的盛况，那宋代元宵节不仅“花市灯如昼”，而且宋代人还将灯的各种作用发挥到极致。欧阳修、孟元老分别在史料笔记《醉翁谈录》和《东京梦华录》详细介绍了北宋首都开封元宵夜争奇斗艳的“灯市”：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傲世九重天顶点“乐音喧杂十余里”“万家灯火暖春风”。即便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当时杭州元宵夜不仅“灯如旧”，且推陈出新制作了一批“灯饰”精品。南宋文学家周密史料笔记《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条曰：“（杭州）一入新正，灯火日盛，皆修内司诸分主之，竞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其“灯品”条宛如一幅“灯饰博览会”微缩图：“灯品至多，苏、福为冠，新安晚出，精妙绝伦。”有巧夺天工的“无骨灯”“珠子灯”“羊皮灯”及系列品牌的“罗帛灯”“戏影灯”“绢灯”等。可以说，中唐至宋，元宵节已演变成全民狂欢。
其实，宋代元宵的花灯焰火，不仅照耀通宵、引爆娱乐、助推经济、点亮了文人骚客的诗情，也令一些基础管理者脑洞大开，开发出教育人、引导人弃恶从善的“警示灯”。《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条说，元宵放灯之期，“三狱亦张灯建净狱道场”，利用灯饰、图像展示“狱户故事”，并“陈列狱具”，这对潜在的不法分子是一种警示与威慑。而南宋首府杭州市的“元宵警示”别开生面，在“繁闹之地”的西坊点燃巨烛，“照耀如昼”，狱警押着囚犯数人，并在布帛上写明他们具体的犯罪行为：“某人为不合抢扑钗环，挨搪妇女。”意思说，这些不法分子乘人不备抢夺观灯妇女的环钗饰物，或趁着人流如潮对观灯女性耍流氓。然后，当时的杭州主政官员当众宣布对他们的法律惩罚。
当然，这只是一场表演，谓之“装灯”。那些被当众宣判的囚犯，并不是真的犯了盗抢财物与调戏妇女之罪，“皆三狱罪囚”。这些人被官府安排当一回临时“演员”，其主要作用是“借此以警奸民”。官府还以此为契机，“分委府僚巡警风烛，及命都辖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缉奸盗”。运用全民狂欢之“道具”花灯，制作“警示灯”，开展“法制警示教育”，确实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